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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23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(COP28)上，198个缔约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“阿联酋共识”，旨在使“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.5℃以内”的目标，保持在可实现的范围内。“阿联酋共识”呼吁各缔约方从化石燃料转型，实现净零排放；鼓励各缔约方提交国家自主贡献(NDCs)文件，包括“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增加两倍”等新的具体目标。

汉内斯·菲尔纳：对我来说，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联系思维，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、纠缠和相互依存的。在这种思维模式下，所有事物都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展现自身的存在和意义。因此，人类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不同文化之间都应该建立共生“和谐”的关系。这种共生关系，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整体与部分之间动态关联的深刻理解，为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提供了可靠的基础，同时也推动了人类与环境、人类与社会、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进步。我认为，这种联系思维产生了团结、包容与和平。通过接触中国哲学和中国政治，我开始对“和谐”概念产生了更多兴趣。这也是本次武夷论坛上，我选择“和谐与社会主义”作为发言主题的原因。

2013年，孙成伟以纪委书记身份接受媒体采访介绍辽宁省公安厅“勤廉十日谈”制度。他提到，根据规定，谈话对象汇报的内容包括：勤政情况、廉政情况、业余活动情况，需逐日逐项汇报，并列出上午、下午、晚上的日程表。“省公安厅党委创新监督机制的目的，就是把预防监督工作做在先，经常为领导干部提提醒儿。”

里卡多·波佐：我在“文化中国”(Cultural China)的影响下成长，这是当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。杜维明认为，“文化中国”包含三个意义世界：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以及新加坡华人组成的群体；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；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与中国人没有血缘关系、没有婚姻关系的外籍人士。第三个意义世界群体越来越重要，他们长期关注中国，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，这就是“文化中国”的力量。

2014年，大学毕业的王尚德从山西来到天山脚下的哈密。那一年，恰逢天山换流站建设的初期。从最基本的术语学习、下令操作，到逐渐摸索处理故障，再到后来能够独立完成解决各种难题，王尚德在不断查阅资料、请教同事和专家中，逐渐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。